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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

2020-05-07 09:12:03 来源:红网 作者:曾长秋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更需要进行网络舆情引导与谣言治理,以弘扬主旋律、伸张正能量。从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舆情的经验教训来看,重点在对网络谣言的识别和防治方面。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层面向执行层面转化的应然要求,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一、时代特点及重大突发事件对网络舆情工作的严峻挑战

所谓“突发事件”,就是突然发生了对公众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构成威胁,需要运用公共权力调动公共资源才能解决的危机。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简言之,即“天灾人祸”,例如当前流行的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新媒体尤其是大数据的“去人性化”“模糊化”“碎片化”等隐性特征,我国大数据管控能力不足的现状以及治理主体多元化,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和开展网络舆情管控带来了严峻挑战。当前虽然各种信息高调频发,舆情管控十分困难,但也为网络治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范式。

(1)时代特点:两个大局和5G时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比于过去,一方面网络舆论监督促进了政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多元化,使舆情危机的影响范围扩大,给政府应对危机带来了更大压力。因此,政府部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特别重视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在5G来临之际,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传播平台全面升级,对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将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比如,某网民在微博发帖,称“武汉市某医院存在三具尸体长时间无人处理”,在网络引起哗然。后经核实,该视频为拼接、配音、再制作而成。在病毒来源不清时,又有谣言称“解放军在武汉P4实验室制造的病毒传染了市民”。另外,2020年1月31日晚,某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称“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则“权威性”十足的消息,不仅使双黄连口服液大幅涨价,而且一夜被抢空。

(2)重大突发事件使网络舆情治理更加严峻。随着网络日益普及,网民数量飞速增长,网络逐渐成为一个展现情绪、表达民意的公共平台。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交汇,各种利益诉求集散,多种意识形态较量,加之抹黑成风、公知误导、敌对势力介入等原因,使网络空间信息纷繁复杂、传播迅速。又由于网络圈群的主流声音弱化、主流价值淡化,以致谣言蜂起,难以识别。据统计,当前70%的谣言都配有图片,还有近1/5谣言以小视频的形式出现。此外,借助机器操纵图像视频和音频内容,更改人脸的“深度伪造”技术,可生成众多虚假视频和音频新闻,使网民无法辨别信息真伪。例如,当得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时,又谣传该市场老板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心穗的儿媳”。有些网民借此将现实中的不满情绪宣泄出来,形成了造谣和传谣的氛围。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无法核对事件本身,更容易关注事件产生的舆论,盲目从众,胡乱传播。

二、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网络舆论引导要注重实证研判

网络舆情对政府治理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源来自多方面:第一,群体极化导致流言真实化,加大了政府的治理难度,也挑战了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第二,匿名制催生了伪民意,不利于政府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不利于政府有效回应民意;第三,网络参政催生了公众参与的非理性化,导致政治参与无序,信息失真。产生以上这些原因,必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围绕相关“信息”来进行网络舆论引导。在此过程中,尤要注重进行实证研判。

(1)调研网民和网络圈群。对案例进行实证研判和分析须从调研入手,其中的网络舆情研判机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常规性网络舆情研判、专题性网络舆情研判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判。目前国内许多公司开发了多种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可以对传统媒体网络版、新闻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实时监测。以“新浪舆情通”为例,除了对全网信息进行采集,还独家拥有新浪微博的“全量政务舆情数据”。一般来说,涉及民生领域的网络舆情关注度高,位列网络舆情总数第一。进行网民调查,如果我们自制问卷,应该包括网民接收和转发网络信息的情况,了解网络圈群舆论变化的轨迹,选择自媒体平台对网络舆情进行案例分析,并了解和总结对网络舆情治理的现状。掌握了第一手数据,才好对症下药。

(2)总结成绩与经验。在历次防治重大突发事件危机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许多经验。例如: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重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倡导网民道德自律,注重网络舆情监控技术的研发和升级,等等。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重大突发事件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架构与工作思路;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设计;各级政府部门防治网络谣言的管控机制和技术手段。工作难点在于:政府治理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协同运行以及对网络谣言进行识别。因此,需要不断加强对虚拟社会的服务和管理,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强化基层监测预警,增强政府部门对负面信息进行搜集、分析、研判和发布、共享的能力,特别要针对管辖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灾害事故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进行重点监测,抓好舆情预警信息的收集和上报工作。

(3)分析问题与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剧烈,加上原有的应对网络舆情机制不够健全,或者个别工作人员办事不公正,或者某些网络媒体为了寻找“卖点”,微博大V为了找到话题,刻意炒作,进行了负面报道。这些与事实真相有背离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损害政府整体形象的效应。尤其是在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的情况下,碎片化的信息表达会呈爆炸之势。又由于自媒体太多,进行深度调查的记者太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往往会引起公众“情绪爆炸”。因此,提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管控能力,其重点必须在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方面“做足文章”。

三、进行网络舆情引导和谣言治理要制定正确的工作目标

进行网络舆情引导和谣言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最终要落实到人——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网络新闻发言人。他们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与水平,就成为影响舆情引导和对谣言进行防治产生良好效果的关键。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和谣言治理的主要目标在于:探索网络舆情发生的规律,明确网络舆情防治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网络舆情管控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设计网络舆情引导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提升的制度……总之,要占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并为实现重大突发事件过后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起促进作用。为此,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做到:

(1)把握规律性。网络舆情从形成到终结,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必然要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来运行舆情引导工作。在厘清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的基础上,探索舆情引导和谣言治理规律,完善治理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并对提升舆论引领能力、研判预警能力、决策化险能力进行制度设计,成为政府部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当其冲的工作。要通过把握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着力解决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2)提高协同性。克服政出多头、“九龙治水”的状况,关键在于提高整体协同性。网络舆情管控需要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分工负责。提高协同性还包括运用法律、道德、制度、管理、传播方式、技术手段,对现实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进行引领、管控。建立协同机制,并且力争把工作格局扩得更大、基础打得更牢,就要坚持依法治理与以德治理相结合、权力管控与保障公民权利相结合、科技治理与人工治理相结合、战时治理与平时常态化治理相结合、社会治理和公民自律相结合,协同作战。只有经过协同作战,才能将舆情治理从管控向引领转变,在加强管控的同时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3)加强针对性。从根本上说,舆论引导是做人的工作,其有效性在于加强针对性。在治理重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时,政府部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随时关注事件的进展,对造谣传谣的言行,绝不姑息,通过揭露和打击,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必须持续发布权威、真实、有效的信息,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网络舆情处置环境。当然,对有害信息的管控,必须依法行事,正确处理网民知情权与网络管理责任的关系,防止草率行事。

四、对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的几点建议

鉴于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以及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沉默螺旋效应,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生之后,政府必须第一时间介入、回应。所谓倒逼效应,即政府通过网络平台对民意进行及时回应和解答。除了要加大主流媒体网络的传播力度、提升领导干部的新闻公关能力以外,还要注重对传播正能量的自媒体意见领袖进行培育,尤其是对网络圈群舆论场进行治理。为此,需要我们借助网络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创新网络舆情的传播和表达机制;提升应用新媒体和大数据的能力,充分挖掘新媒体和大数据的应用价值;还要秉持理性思维,掌握主动权,克服对新媒体和大数据的盲目崇拜。这些,可以看作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舆情治理的应对之策。以下几种“驭网”的能力,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继续提升。

(1)舆论引领能力。舆论引领能力,直接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如何提升舆论引领能力:首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政府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公开,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网络问政的方式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这样做,不仅对治理事件本身有积极意义,而且拉近了政府与民众之间距离,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提升政府的新闻公关能力,能够减少谣言滋生空间,这就等于抢占了信息制高点。为此,要建立由各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网管员的队伍,并加强队伍培训,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主动占领、定点出击、道德自律、法律规范。现在,国际上治理网络谣言的经验之一,是用真实信息最大限度挤压谣言的传播空间,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抓捕信息最初的发布者。事实证明,善于开展舆论宣传,善于“自我包装”,对外能够展示良好的政府形象,对内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2)研判预警能力。突发事件发生具有未知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政府相关部门应建构防范、应对机制,提前做好准备,有备无患。在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每天都会接收到海量资讯,无论官方账号还是社交群圈,都会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展开讨论,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谣言从不缺席。对此,过去常见的做法:一是把网络舆情收集、回应的工作交给一些知名网站去做——与之签订合同,用花钱删帖的办法应对;二是在本单位的网站和公众号上,只发布工作动态,看不到互动,甚至关闭、删除网民的质疑。须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政府是主体。应由国家网管部门牵头,建立包括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现状研判、风险源头研判、舆情走向研判、思想状况研判、风险预警研判等机制,以提升研判能力,实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3)决策化险能力。pan >在全媒体时代,防控不是最有效的方法,甚至会越防控,谣言越烈,只有注重平时预防和有效回应才是上策。治理重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要提高舆论引领的质量,把握好回应的速度、态度和尺度。首先,要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一般来说,网络舆情事件难以预测,舆情暴发以后更具有不可控性。因为舆情事件普遍指向某一社会弊端,暗合了民众的现实感受。对于“民意”不能一删了之,删帖会产生逆反效果。功夫在平时,各级政府应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建立网络舆情应对机制,跨越“塔西佗陷阱”,以正能量修复政府的公信力。其次,政府对外发布信息的口径应保持统一。突发事件来得快,各部门可能会各自为战,导致对外发声前后矛盾。归口管理有助于避免各部门表态混乱,各级党委应统筹涉事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防止前后表述不一引发次生舆情。再次,用法律法规约束谣言的传播。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应该受到法律法规以及道德的约束,提倡言论自由并不是纵容危害国家安定的言行,对于刻意编造谣言污蔑党和国家,造成社会混乱、引起公众恐慌的谣言,各级政府应依法对责任人予以惩处。除了提升依法律管控以及化险能力之外,还要由国家网管部门牵头指导,提升有关部门、社团、群体、公民实行以识化解、以情化解、以制化解、舆论谴责、心理疏导等能力。

(4)评价反馈能力。网民了解疫情信息越多,就越能提高对谣言的感知力。例如,由于对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有效方法知之甚少,一些人相信“吸烟喝酒杀菌”“放烟花爆竹驱散病毒”等谣言。从武汉处理最初8位“谣言”者引起网民广泛质疑来看,政府需要走出“抓人辟谣—事件爆发—群众疑惑”的怪圈。须知,谣言止于公开,在多方验证信息流通之下,谣言一定会被逐步揭穿。同时,提高评估与反馈网民思想状况、提升舆情风险防范与治理能力,对舆论引导至关重要,能够巩固治理成果。顺便说一下,新时代进行舆情管控不仅要敢于作为、有所作为,还需要有容错机制,即把问责机制与容错机制结合起来,为不缺位、敢担当者提供保障,以便更好地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和对谣言的治理工作。(作者系中南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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