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交通
四川交通
若叙年庚，我和泸州可算得上“同龄人”。
大纳路是我刻骨铭心的童年印记之一。
印象中，只要到了农闲季节，父亲就会带上锄头和竹编的撮箕，然后邀约上同村的三五条汉子，背上铺盖卷儿出门，说是去修大纳路。
同样，作为一名山区孩子，石头和泥巴是我仅有的玩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小伙伴们甚至沉湎于一个自创的、名为“修大纳路”的游戏。
我们漫山遍野搜寻“炮仗”，因为这是“修大纳路”必不可少的炸材……
1990年，时年七岁的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和外公一起，目的地在重庆。
外公家共有兄妹十人。
因为大时代的迁徙，兄妹们散落在了北京、西安、重庆等全国各地。
外公可能是其中最“落魄”的一位，始终固守在了叙永农村。
印象中，我和外公这一次出行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我患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治疗。二是借机向重庆城里的两名亲戚，也就是外公的五哥和小妹，我分别叫五家公、满姑婆的两位长辈求助——家里当时大概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第一天，我们只到了叙永县城。
第二天，则是从叙永县城到了泸州。
直到第三天，才赶到目的地重庆。
一路上的颠沛流离现已没有太多印象。
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扛着大包的外公一边在前面急匆匆赶路，不时还得回头招呼他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小外孙。
我则一路走一路吆喝：“跟上来了的！跟上来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重庆回来，我们再没有走老321国道，而是沿着当时正在修建的大纳路回家。
资料记载，总长280.5公里的大纳路1987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1992年12月26日建成通车，历时5年。
这当中，除大纳路需穿越莽莽的乌蒙山，工程难度本身较大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时建设力量的薄弱。
不少地方，真就是像由我父亲一样的、成千上万的民工，一锄头、一撮箕地挖出来的。
不过，1990年的大纳路，仍只是部分路段可以通行。
印象深刻的是，在距离麻城场镇还有数十公里处，由于道路泥泞难行，汽车抛锚，我和外公只能弃车徒步前进。
等我们一家再次和泸州这座城市发生交集，时间已到了2000年。
当时我正在叙永一中念高中。
这一次，和母亲的生病相关。
其实，母亲的病有一个缓慢加剧的过程。
最初只是乳房中一颗豌豆粒大小的肿块。
由于没有疼痛，也不影响干活，母亲没有在意。
等到肿块不断长大，父亲把母亲带到了当地的郎中那里检查。
郎中告诉父亲：“不碍事，只是乳腺增生。”
这名郎中甚至郑重其事地告诉父亲：“要么，你们再生个孩子。让孩子吃点奶，肿块自然就会消除。”
在我母亲之前，整个驰松村鲜少有人前往县城医院检查、治疗，更不要说去泸州城里的大医院。
毕竟，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岁月里，驰松村距离泸州城的距离，实在是过于遥远。
就这样，直到2000年，母亲实在熬不住了，父亲才借好钱，带着她前往现在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但一切为时以晚。
“乳腺癌肺转移。”西南医科大学的医生告诉父亲，“回去吧，有啥好吃的弄点给病人吃吧。”
这是母亲人生中第一次到泸州城，也是最后一次。
这让我想起了一些更古老的事情。
我有一位二婆，不慎从农村土坯房二楼掉了下来，当时虽然鼻子里嘴里出了血，但人还是清醒的。
令人揪心的是，当时驰松村到摩尼镇卫生院甚至都没有公路。
无奈之下，乡亲们只得用竹椅，将二婆抬到卫生院。
但十五公里山路还没走完，竹椅上的二婆已没有了气息。
2003年从叙永一中毕业后，我到位于省城的四川大学念书，自此距离家乡越来越远。
而泸州城，则成为我求学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进出泸州，大纳路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作为西南出海大通道，当时的大纳路早已显露出不堪重荷的疲态。
在我印象当中，大纳路每年上半年都会被碾烂，下半年就会大修，然后再碾烂，再大修……
有一次我从叙永出发，因为堵车，离开时晨曦初露，到达泸州城时已是华灯初放，百公里左右路程，大客车摇摇晃晃竟走了近10个小时。
2012年是泸州交通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因为就在这一年的11月28日，纳黔高速正式通车了。
而此时的我，早已大学毕业，并成为《成都商报》社派驻泸州的一名媒体记者，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泸州交通发展的见证者。
一些数据，可能需要比对才有意义。
2012年12月13日，我和其他媒体记者一道，在蓝田机场的料峭寒风中等待东航MU5491的到来，并以此庆祝泸州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30万人次。
但到了2019年8月，云龙机场旅客月吞吐量即突破20万人次。
2008年，我大学毕业刚到泸州参加工作时，泸州仅有一条高速路，即隆纳高速。
当时的合江、叙永、古蔺三县，均不通高速路。
但随着纳黔高速、成自泸赤高速、宜泸渝高速等的纷纷贯通，截至2018年，泸州高速路通车总里程已达490公里。
不仅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且总里程跃居全省第三，川南第一。
当然，作为一名前媒体记者，我不仅见证荣光，也会见证很多的不幸。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春节前后成为我媒体职业生涯中最为难熬的日子。
由于不通客运火车，泸州成为全国超长线客车的发源地。
运程动辄上千公里，乃至两三千公里的超长线客车，虽然解决了泸州人民外出打工的客运需求，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种充满隐忧的出行方式，充斥着一股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
因此，春运期间奔跑在全国各地的，数量高达四五百辆的泸州籍超长线客车，成为我割舍不去的牵挂，甚至梦魇。
因为那时只要有与泸州相关的重大车祸发生，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并发回报道。
2014年底，在我完成由一名媒体记者到执业律师的转型后，我离开了泸州。
几乎每个月，我都会在成泸两地往返。
期间，最具显著意义的，当然是2021年6月28日，绵泸高铁内自泸段的通车。
至此，泸州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而我也彻底摒弃掉之前自驾车的习惯。
上午从成都出发，下午在泸州开庭，晚上又返回成都，有时竟会成为我一种生活的常态。
高铁的安全、舒适，会让人忘掉旅途的疲惫。
前不久，我曾经的同事，现《川江都市报》记者杨理，也在一篇报道中对泸州超长线客车现状进行过关注。
因受高铁等影响，泸州的超长线客车，已从巅峰期的四五百辆减少到了现在的111辆。
这或许就是大时代下的一个缩影。
这也令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母亲。
2001年，母亲因乳腺癌去世后，驰松村里，此后虽陆续听到有大姑娘小媳妇患上子宫肌瘤、乳腺结节一类的疾病。
但因此而去世的，却几乎没有。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母亲用生命给这些后来者带来警示；另一方面，则源于经济、交通的显著变化。
自2012年纳黔高速通车后，从驰松村出发，途经约十公里乡道即可上纳黔高速。
到泸州城，仅需两小时。村民们也早已习惯到泸州这样的“大城市”看病、读书。
而这一切正好印证了驰松村村头墙上的那条标语——要想富，先修路。
虽然朴素，但却充满了一种颠扑不破的力量！
编辑：翟慧
审核：连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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