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税战 交通运输行业策略建议

自美国宣布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以来，我国跨境物流、国际航运和汽车出口领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我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需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适应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加快调整国际物流链布局，进一步加强多元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推动跨境物流向内生式升级迈进

甘家华 向宏杨

跨境物流是连接国际贸易的核心环节，需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对等关税”带来的挑战，加快提升跨境物流系统韧性与竞争力，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跨境物流加快从外延式增长向内生式升级迈进。

一是积极利用法律武器进行规则反制。一方面，基于我国关税法、对外贸易法、出口管制法等开展反制，进一步强化“制度盾牌”，在美方航线航权审批、强化海关监管等方面进行精准反制。另一方面，积极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提出申诉利用国际规则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同时及时发布相关报告、白皮书等，用数据揭示“对等关税”对世界贸易、跨境物流等造成的严重影响。

二是加强政策“精准滴灌”支持引导。加大中央资金支持力度，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畅通内外贸商品集散运输。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支持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推行集装箱外贸内支线进出口双向运作等模式，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加大对海外仓建设、国际物流通道网络等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在海外市场布局智能仓储集群，缩短物流链路。

三是加快拓展跨境物流通道网络。结合外贸企业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的需求调整，加快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格局，加大对周边国家、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物流通道建设布局。积极推进海外仓、地面分拨和配送网络等建设布局，加快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邮政国际寄递中心建设，推动邮政快递、跨境电商等企业合理布局海外仓和境外枢纽节点。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物流通道、枢纽等境外关键交通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巩固提升煤炭、矿石、粮食等重点物资国际物流通道安全可控水平，加强国际物流备份通道研究储备。

四是优化跨境物流运输组织模式。加快构建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深化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多式联运进出境协同，促进国际海铁联运、公铁联运等运输组织方式创新发展，探索“跨境电商+海铁联运”等新模式。做大做强“丝路海运”联盟和服务品牌，强化沿海港口航线与中欧班列服务衔接，打造“班列+班轮”等一体化国际多式联运服务产品。支持“空中丝绸之路”发展，优化国际航空客运航线客机腹舱运力配置，鼓励航空企业发展全货机业务，积极探索“卡车航班”“通关前置+全货机包机+跨境电商”模式。

五是创新国际运输便利化举措。加快完善国家便利运输协定体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运输合作，发挥好国际运输相关议事协调机构作用，推进不同运输方式运输协定体系建设。深化与东盟国家铁路、公路、水路运输便利化新举措，谋划推进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推进跨境物流单证规则、检验检疫、认证认可、通关报关等标准衔接和国际互认合作。进一步优化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拓展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模式适用范围。探索开展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的跨境互认，促进跨境电商物流便利化。

六是打造智能化、敏捷化物流供应链。强化物流供应链数据互联共享，推动生产、物流、商贸、口岸、金融等数据整合集成，提升大数据智能物流服务。创新建设链主企业供应链物流管理平台，探索形成“互联网+物流+贸易+金融”供应链业务模式。鼓励国际物流企业打通与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信息数据，提升生产企业柔性化供应链能力，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透明化。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广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物流作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智能化敏捷物流供应链积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高履约交付和运输投送能力。

七是健全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预警机制。加强重大风险事件的动态跟踪和分析研判，及时应对国际物流供应链安全风险。密切跟踪有关国家安全形势，持续跟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重点物资运输国家政策变化，强化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切实维护境外涉中国交通运输项目安全稳定运营。持续加强对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重要国际海运通道、重点陆路口岸等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测，加强重点事项的跟踪协调，及时解决国际运输不通不畅问题，保障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等主要运输通道畅通。

八是积极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物流供应链企业。加快培育世界一流国际物流供应链企业，支持企业参与境外清关、货代、运输、仓储、配送等国际交通物流资源重组、整合；支持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网点，不断扩大海外经营规模，鼓励物流企业与东道国寄递企业开展合作，提升“最后一公里”履约能力；引导重点物流企业发展壮大自有船队、航空机队，加强海运、空运、铁路、多式联运等干线运输保障能力建设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批技术水平先进、组织集约高效、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型国际运输企业。充分发挥中欧公路直达快运企业合作促进机制作用，鼓励引导中方运输企业开展国际道路运输及多式联运合作。推动物流企业与国内货源企业加强上下游战略协作，加强供应链要素综合集成，推动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深度融合，提升我国运输企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作者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航运业如何远近结合以变应变

冯晓玲 李昱丰

在“对等关税”冲击下，中美贸易在短期内骤减，引发全球供应链连锁反应，对我国国际航运产生较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美直航航线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上海—洛杉矶、宁波—长滩等航线需求骤减，出现班次取消、舱位闲置、运价波动的现象。由于中美贸易进出口的不对称性，加剧集装箱错配问题，出现大量空箱回运或港口积压问题，影响港口运行效率和航运公司盈利能力。

区域化国际贸易网络架构或将强化

由于美国政府宣布暂缓90天其他国家的基础关税，贸易转移效应将促使美国转向如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国寻求替代供应。同时，我国加快与东盟、欧盟、中东等地区合作，推动区域化贸易框架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宣布暂缓征收其他国家基础关税90天的决定后，我国金融市场港口航运板块短线拉升。这表明，投资者对我国航运业的预期发生了改变，存在转口贸易的可能：我国（或美国）企业通过第三国获取对方产品的成本降低，经过仓储、分拣、包装等增值服务后再转运至美国（或中国），规避关税壁垒，降低贸易成本。

从目前形势判断，中美贸易关系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至贸易冲突之前的状态，区域化国际贸易网络架构或将强化。大型航运公司将加快调整航线资源，强化东南亚—欧洲、印度—非洲等新兴航线布局，同时推动港口重心向区域枢纽转移。例如，深圳、宁波等依赖美线的港口将遭受冲击，而广州南沙、广西钦州等面向东盟的港口可能因此获得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支持，逐步转型为新的区域中转中心。

航运企业可寻找替代结算方式

当前，我国航运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国际结算体系。美元在国际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冲突升级可能导致美国对我国航运企业实施金融制裁，限制其使用美元支付渠道。例如，美国可能会切断我国航运企业与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禁止美国银行与相关企业进行交易，这将使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美元结算渠道完成货款收付。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可能担心受到美国制裁的牵连，对与我国航运企业的业务往来持谨慎态度。

为规避美元支付体系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国航运企业需要寻找其他结算方式或结算货币作为替代。在短期内，其他结算货币或结算体系的应用并不成熟，航运企业需要承担更高的手续费、汇率成本。

因此，国际结算体系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航运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潜在的金融制裁风险可能使一些国外客户对与我国航运企业合作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自身也会因为对结算风险的担忧，而对进入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持保守态度，进而进一步收窄拓展业务机会。

加快培育可持续竞争优势

为应对此类危机，我国政府应尽快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首先，加快调整国家航运布局，向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倾斜，扩大对北部湾港、洋浦港等区域枢纽的投资，打造面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门户。其次，设立专项“外贸航运稳链基金”，为受中美贸易冲击严重的航运企业提供临时性流动性支持，如贴息贷款、税收减免、舱位补贴等，帮助企业稳定运营。再次，应加快建立数字化港口与航运监管系统，提升对运输调配、集装箱流转的实时监控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物流系统的应急响应效率。最后，推动航运领域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降低美元支付风险，并鼓励使用自主跨境支付通道以提升金融安全水平。

企业层面，需要以市场多元化、服务高端化、运营智能化为核心战略方向。一方面，航运企业应加快拓展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客户，减少对中美航线的依赖，特别需要在冷链运输、跨境电商物流、小宗高附加值货物等细分领域发力，提升单位货值收益。另一方面，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航运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实现舱位共享、成本共担，在共同提升航线覆盖与议价能力的同时，加快智能化转型，通过数字港口系统、远程调度平台和绿色节能船队建设，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力。

在“对等关税”冲击下，我国航运业将因双边贸易剧减而遭受短期重创，但这也是推动行业多元化、绿色化、智能化的重要机遇。航运企业若能抓住结构调整与市场转移的机遇，不仅将有效缓解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还能在全球航运新格局中进一步赢得主动权，培育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冯晓玲系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昱丰系该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供应链重构中夯实汽车产业竞争力

吴鹏飞

前不久，美国宣布进口汽车及零部件统一加征25%的额外关税，叠加此前美国对我国加征的301关税、芬太尼关税和基础关税，我国出口至美国的电动汽车最高关税达到147.5%，动力电池等零部件最高关税达到73.4%。在此影响下，我国汽车产业面临整车出口长期壁垒加深、零部件出口产业链重构压力增大、战略突围机遇凸显的发展态势。

我国在全球汽车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4年美国进口汽车约800万辆，墨西哥、韩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为主要整车供应国。我国对美整车出口仅11.6万辆，占出口总量1.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约2.7万辆。从数据看，我国对美出口整车数量不多，受“对等关税”影响有限。实际上，墨西哥已成为我国整车间接出口美国的“跳板市场”，多家国内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已在墨西哥建设生产线，通过《美墨加协定》规避对美出口关税。

截至今年1月，我国在墨西哥规划的汽车年产能已达到58万辆，其中约70%面向美国市场。面对“对等关税”，我国汽车产业在墨西哥的跳板优势将被打破，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车企的出口业务，面临新的原产地审查与“二次征税”风险，长期贸易壁垒将进一步加深。

目前，我国电池、电机、电控、制动系统、玻璃等零部件在全球汽车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博世、麦格纳等供应商间接配套北美市场，已形成产业链闭环。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显示，2024年我国输美各类汽车零部件总金额达到101亿美元，其中包括电池材料、模组、热管理系统、集成电驱等关键部件，占美国进口零部件市场的15%，福特、通用等车企在北美生产的车型中，30%的零部件来自我国供应链。

由此可见，我国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难以替代，但也面临着关税风暴下的产业链重组压力。美国新的关税政策叠加《通胀削减法案》等措施，将直接推高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整车企业采购成本。为满足美国关税豁免要求，部分国际车企和供应商或将降低对我国零部件的采购数量，转向东南亚、欧洲、墨西哥等地采购相关产品。对于我国而言，尽管短期内整车出口受到的直接影响有限，但美国关税对“中转地”生产布局以及零部件供应链的间接冲击不容忽视。

用好全球供应链重塑战略窗口期

在我国对美进口商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的背景下，我国车企部分零部件进口成本也面临上涨压力。本次由“对等关税”驱动的供应链重构，既倒逼我国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加速海外工厂布局，也为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创造了参与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战略窗口期。

笔者建议，结合全球供应链重构与贸易博弈背景，从自主技术突围、双循环供应生态建设、政策博弈与规则反制、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四个维度系统应对。

一是锻造自主产业链护城河。聚焦突破被美国“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领域，联合产学研力量开展精准攻关。重点针对车规级芯片（涵盖自动驾驶计算芯片、智能座舱SoC、IGBT模块、MCU控制单元）、国产化EDA工具链等关键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寻找可替代技术方案，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笔者建议，在新一代动力电池、高效驱动电机、智能驾驶算法等领先领域，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护城河”。

二是打造双循环供应生态。通过政策“组合拳”激发国内汽车消费市场潜力，持续实施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车船税等支持措施，探索建立多维度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多样化政策工具推动万亿级内需潜能加快释放。持续优化海外生产基地布局，加速渗透东南亚、中东、俄罗斯及中亚等新兴市场，推动大功率快充、车电分离等业务模式在海外应用，促进中国技术标准体系出海，实现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产业升级。

三是构建政策博弈与反制机制。建立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于一体的联合应对机制，通过常态化对话平台凝聚共识，联合欧盟、东盟及日韩等贸易伙伴，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框架下形成维权联盟。针对美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实施“对等反制+技术壁垒”双重策略，动态调整整车及零部件对等加征关税清单，同步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安全审查机制，对进口车型实施关键数据分级管控等措施，形成双轨保护机制。

四是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体系。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以制度型开放破局产业链重构，以“负面清单+国民待遇”原则深化汽车产业开放，重点吸引外商独资整车制造、芯片研发生产等项目落地。推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建立涵盖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供应链金融的全方位制度保障，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战略布局首选地，构建以我国为主的汽车产业新生态，在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上实现战略突围。

（作者系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政研咨询中心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