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交通新闻纸的创刊

原上海市内河航务处党委书记吴五官（中）同记者站的同志一起读评本报。左一为本文作者。 本报资料片

时光荏苒，从当年借调到北京参与《中国交通报》创刊，转眼已过去了30年。当年破土而出的这株幼苗，如今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对于我来说，她成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契机。回望过去的岁月，当年的情景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从沪借调京城 挥洒创业激情

我是1984年8月1日到北京的。当时，我是《长江航运报》上海站的记者。盛夏的一天，部门的一位领导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交通部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借调一批人去北京筹备，上面点名要你参加，时间一年，想征求你的意见”。他刚说完，我连想也没有多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很快了结了手头的工作，打点行装就出发了。由于装了满满一箱行装，加上途中几次搬动，刚出北京站箱子就坏了。后来，报社通联部岳智军的父亲用他的巧手替我修好了。这箱子成了我进北京的小插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今天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初毅然决然的决定而庆幸。试想，当时哪怕多想一想自己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唯一的儿子还在上小学，我可能就会犹豫，甚至失去这难得的机会。那样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到北京后，才知道借调人员中，仅长航系统就有8人，其中4人是《长江航运报》的同仁。言谈中，大家都对这次借调十分高兴，又感到压力重重。

第二天，我来报社报到。报社在安外外馆斜街的一幢住宅楼里，与招待所仅一墙之隔。副社长李长青握着我的手，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说：“早就盼着你来，欢迎，欢迎。”其实，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后来，听别人说，李社长早年在《辽宁日报》工作过，是一位老报人，还当过宋任穷同志的秘书，这更使我增添了对他的一份敬意。在简单介绍了报社的情况后，李社长嘱咐我先熟悉熟悉情况，写点东西练练笔。

从上海出发前，我对日后北京的工作生活做好了种种吃苦的思想准备，比如住招待所，吃食堂，但想不到洗个澡也那么难。浴室虽在招待所内，但一周只开放一次，每次人满为患。办公条件也差，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一放，连转身也困难。没有电视机，业余生活枯燥而单调。

但物质条件的清苦，并没有影响创业的热情，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为尽早出版《中国交通报》，这一切付出都值得。我那时被委派为驻部记者，部机关远在军事博物馆附近，每次去先步行，后乘车，再步行。来回路上将近两个小时，等回到招待所，早过了开饭时间。但即使饿肚子，也没有一句怨言。

一天下午，我在院子里碰到李咏梅拎着一个包，刚从部机关采访回来。我问她：“吃饭没有？”她笑笑：“还没呢。”那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专业与新闻毫不相干，但她虚心好学，责任心强，又有悟性，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报社的希望。像她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还有刘文杰、逄诗铭等好几位。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很快适应了“角色”，挑起大梁，有的今天还成为报社的领导，这是最让人高兴的。

伴随报纸创刊 收获职业成就

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或许与我直率、喜欢讲真话的性格有关。在借调到北京之前，无论在海军北海舰队当兵还是后来半路出家成为《长江航运报》记者，我曾经写过不少稿子，有的还被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但此刻，我心里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企业报记者，要担负起驻部记者的职责，必须尽快转变角色。由以前“立足企业，面向职工”转变为“立足行业，面向全国”，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庆幸的是，在这过程中我得到报社和部机关很多人的帮助。他们有的是我的同行或采访的对象，更多的是我的老师。原部办公厅副主任张玉德是我跑部机关第一个打交道的人。我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与他合署发表的，后来他调任部救捞局后还时有联系。时任部党组秘书陈本还个子不高，一口带四川味的普通话，他办公室就在钱永昌部长的外间。每次去总见他手执毛笔，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据说，部党组给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多出自他手。他为人低调，待人谦和，对我的采访给予很多帮助，我从内心敬重他。海洋局老戴，信息多，又是上海老乡，每次去总能从他那里挖到不少“猛料”。后来我回上海建记者站，设在东方饭店的办公用房还是他出面，从上海港务局要来的。还有政研室的鲁勤智主任，每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的报告由他执笔，报告传达的许多重要信息，常常提前透露给我们，使我们掌握了报道主动权。后来，他曾调来报社当过一段时间的党委书记。30年过去了，他们的帮助和提携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驻部期间，我主要的任务是采访报道，只有一次是例外。一天，报社领导通知我列席部党组会议。后来才知道是社领导为了全面准确了解部有关方面的情况，向部党组建议的结果。这是我在驻部期间唯一的一次。记得那次会议主要是研究部属院校的教育问题，先由部分管教育的副部长、党组成员作主旨发言，部长、党组书记钱永昌作总结讲话。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当时坐在靠墙边的一个位子上，既兴奋又紧张。在我前排的一位党组成员最活跃，不仅自己发言，别人发言时还频频插话。后来才知道，他叫杨战生，是部办公厅主任。这样的会风，是我在基层时从未见过的。当时，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之前听过的一句话——要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那次会议未能公开报道，但使我了解了许多教育方面的有关情况，对今后报道大有裨益。同时也又一次亲身感受到部领导对报社的重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次，本报有一篇重要的稿件需领导审阅。那天，钱部长正在家里撰写重要材料，我将稿子送到他在木樨地的家。钱部长见我进门，马上停下了手中的笔，一边看一边修改。修改后，又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才放心地交给我。王展意副部长分管报社，每当出版的日子总能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或评说稿件，或提出建议。一次，他来报社，当着李社长的面夸奖当天一版的短评写得好，问是谁写的，我听了暗暗高兴，自己当了一回无名“英雄”。

一张报纸的创办，时机很重要。《中国交通报》于1984年11月创刊，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作为一名借调人员，能够参与其中，见证《中国交通报》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真是三生有幸。记得当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交通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改革，出台了征收汽车购置附加费等一系列新政；提出“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的全行业管理思路，一时间“要想富，先修路”等口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承载着全国交通系统意愿和企盼的《中国交通报》一面世，一炮打响，刊登的新闻经常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摘播（登）。一时间，电台有声，报纸有名。记得那时，每逢出报的日子，一早我便会竖起耳朵听招待所的大喇叭广播。每当听到《中国交通报》的报名，那是最高兴的事。记得有一次记者李彦一回四川采访，发回他写的“修路热引发买车难”的消息，本报刊登的当天，他人还没回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摘要播出了。还有一次，钱部长到上海开会，住在锦江饭店，我到他房间有事。说来也巧，房间里一张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是上海分印点印刷的）第三版报摘专栏中刊登了本报一篇稿子的内容，题目是《上海港使用微机管理集装箱》。钱部长看到了非常高兴，当他得知是我写的后，鼓励我：“今后要多写！”类似被转播的例子自从戴松成副总编从《人民日报》调来后更是家常便饭。他领军采写的“运河行”、修建“断头路”等系列专题报道，屡屡被中央和地方报刊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经过全体采编和发行人员的共同努力，1984年11月7日，第一期《中国交通报》呱呱坠地，没有鲜花，不放鞭炮。当我们手捧飘着油墨香的这个“新生儿”时，几个月的辛劳顿时烟消云散。作为参与创业办报的一分子，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庆贺她的诞生。这天临下班前，二版编辑、来自长航镇江港的蒋绍龙拿着创刊号到我办公室，一脸喜庆：“毛记者，签个名，留作纪念吧！”接过报纸，看到空白处已留下不少报社同仁的大名，这真是一个庆贺的好创意！这一天，我签名的次数创造了个人的“吉尼斯纪录”。不久，我完成了“借调”任务，提着那只修旧如新的行李箱离开北京，回上海创建《中国交通报》上海记者站，续写我钟爱的“本报讯”，直到退休。

（作者为《中国交通报》驻上海记者站原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