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化交通体系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揽，提出“支持县乡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更新，促进农村及偏远地区商贸流通降本增效”。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在三大机制上实现突破：一是构建“数字赋能”的智慧治理机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实现基础设施智能管养与运输服务精准匹配；二是创新“价值反哺”的投融资机制，探索交通外溢效益反哺建设养护的可持续模式；三是完善“基层创新”的发现推广机制，激励如河南兰考“共享充电桩”式的本地化解决方案，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以“硬件提质”与“管理增效”双轮驱动 夯实永续发展基底

筑牢现代化根基，首要任务是破解物理瓶颈与创新管护机制双管齐下，确保庞大基础设施网络建得好、用得住、活得久。

一是以精准升级打通血脉栓塞。 推进农村老旧公路改造、过窄公路拓宽和次差路段提升，并同步加强安全防护设施建设。这不仅是路的延伸，更是路网结构、技术等级与安全能级的系统革新，从“保基本通行”跃升至“促安全畅行”。实践路径在于精准投资，将建设任务与乡村振兴、支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优先升级产业路、资源路、旅游路。“十四五”期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超65万公里、实施安防工程近90万公里的成就，为此提供了坚实基座与可行范式。尤为关键的是，规划必须动态适配人口变化趋势。截至2025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为4.51亿人，较历史峰值已减少47.5%。因此，投资需聚焦于人口聚集的提升类村庄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片区，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区域则以保障基本安全通行为主，坚决避免无效投入。

二是以机制创新破解管护困境。 关键在于落实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这要求彻底扭转“重建轻管”积弊，推动管护责任、资金保障与绩效评价的制度化。可行的具体措施包括：探索建立县级政府主导的交通基础设施综合管护平台，整合公路、场站、物流点等资源；全面推行“路长制”与数字化巡查结合，利用移动端实现问题上报、处置、反馈闭环管理；创新资金筹措模式，在财政保障基础管护费用的前提下，探索通过沿线土地资源溢价回收、设施冠名权出让等方式，并积极用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形成“财政保障基础、运营收益补充、受益者适度参与”的多元可持续模式，确保千亿元投资形成的资产健康长效运行。

以流通融合与立体网络协同 激活乡村内生增长动力

交通的价值最终通过其所承载的经济活动来实现。政策核心在于推动流通体系从平面整合向立体融合升级，将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一是深化城乡客货邮一体化融合。 首要抓手是落实“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行共同配送，深化快递进村，并健全农村客运稳定运行保障机制”，其精髓在于超越简单的设施共享，推动服务、标准和运营的一体化，具体路径包括：鼓励在县级层面成立或指定一体化运营主体，统筹规划客运班线、邮政邮路和物流配送网络；推广“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货兼顾班线，利用客运车辆富余载货空间，发展“行李舱送快递”服务；在乡镇运输服务站、村级寄递点叠加电商仓储、农产品预冷、代销代购等功能，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多功能枢纽，系统性降低末端物流成本，让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与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同样高效。

二是构建绿色循环与探索低空经济双轮驱动的立体网络。 一方面，落实“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与“健全农村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构建完整的绿色经济闭环。需将充电网络布局纳入交通规划，在中心镇、交通枢纽优先建设；鼓励物流企业与生产商合作，建立“新品配送+旧品回收”的双向物流渠道。山东寿光的实践表明，新能源配送车单公里成本可降低约0.3元，实现了经济与环保双赢。另一方面，前瞻性探索低空经济与农村运输服务融合。在山区、海岛等地面交通受限地区，无人机物流可作为传统物流的有效补充和革命性升级。这不仅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入“无人机”等智能装备的应用指向，更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可行路径包括：在符合条件的地区，试点开通无人机医疗急救物资、高价值农产品、应急装备的配送航线；结合乡村文旅发展，探索开通短途观光、空中应急救援等新型低空服务。这不仅能破解特殊地形下的物流难题，更能培育乡村新业态，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空中新动能。

以“韧性建设”与“全域安全”筑牢底线，守护乡村安宁福祉

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以安全为前提。文件的部署体现了从“单项安全”到“系统韧性”的治理智慧升级，要求构建全方位、跨领域的安全保障网络。

一是贯穿交通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 必须严格落实“统筹做好农村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风险”。这要求建立农村公路、桥梁、边坡的动态风险数据库，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高风险路段实施工程加固与实时监测，在规划设计中就融入防灾减灾标准，全面提升基础设施自身抵御洪涝、滑坡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交通网络在关键时刻成为可靠的“生命通道”。

二是协同全域安全的跨部门治理。 交通安全不能孤立推进，必须置于“防范化解道路交通、有限空间、燃气、消防、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加强溺水等涉险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的全域安全框架下统筹。这意味着交通规划管理需与应急、住建、水利、教育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共享乡村安全风险地图，在客运站、物流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统一配置应急设施与标志；将村道沿线河道、池塘等溺水风险点纳入交通安全巡查范围，增设防护设施和警示牌；定期开展多部门联合应急演练，确保在突发事件中，交通系统能够迅速转换为高效的救援“动脉”与人员疏散通道，从而将韧性理念深度内嵌于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现代交通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202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工智能赋能机制创新：交通运输行业为例(2025RW1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