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交通遗产要有历史保护观

文物保护与历史保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保护观。而交通遗产，恰恰是最需要历史保护观的遗产类型。交通遗产是大地上的史书，每一条古道、每一段运河、每一座驿站，都是这部巨著中承前启后的篇章。然而，它无法被传统文物保护框架所容纳，建立独立的保护思想、保护体系和学术生态，方能让这一独特的文化类型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守护。

交通遗产天然契合历史保护观。一条古道，真正有价值的不只是古桥、古驿站，更是整条路线的走向、它与山川地貌的关系、沿线的小道、千百年来行者留下的足迹。这些无法用“文物”来界定，但这恰恰是交通遗产的灵魂。一条古道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连续性，保护几个孤立的节点，却让中间的线路消失，道路就不再是道路。这种脉络和线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价值，只有历史保护观才能把握。一条使用了上千年的古道，可能同时遗存唐宋的基址、明清的路面、民国的里程碑。在文物保护观下，这可能被视为“不纯”。但在历史保护观下，这种“层累”恰恰是它最珍贵的特质，因为它记录了一部完整的道路生命史。

塑造交通遗产的独立品格。交通遗产保护强调线路和网络的保护，而非孤立的节点保护。它的目标是还原真正的交通历史，而非单纯保存构筑物。交通历史是古人如何跨越山川的历史，是人类如何实现交流、交往和融合的历史，是文明如何流动传播的历史。保护交通遗产，本质是保护人类活动的印记。这是一种以“史”为中心的保护体系，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那些未被认定为文物的古道，那些看似普通的驿站遗址，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老站房，都在这个保护视野之内。交通遗产的跨区域性、线性特征、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联，决定了它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范式，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工程学、考古学、民俗学、遗产学等都需要共同参与。

构建交通遗产的保护体系。在实体层，重在解决“物”的保存问题，需要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规范，确保实物遗存的安全与完整。在历史层，保护对象不仅是交通遗产，还包括交通遗迹、交通遗址——那些已经部分损毁、尚未被认定为文物但具有历史价值的遗存。历史层保护的是道路的走向与脉络，是不同时代在道路上留下的叠加痕迹，是道路与山川地貌的关系，是那些已经消失但史料可证的路线。这些无法用“文物”来界定，构成了交通历史的骨架。在文化层，交通文化保护包括收集、挖掘、保护历史文献资料，开展展示、报告、宣传等阐释活动，推进交通学术研究；组织交通遗产的修复、保护与拓展利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层还要保护那些非物质层面的遗产——沿途居民口耳相传的记忆、代代延续的交通民俗，那些与道路共生的歌谣、号子、传说。这些非物质层面的记忆，才是交通遗产的“魂”。

明确交通遗产的保护方式。针对价值突出、保存较好的关键遗存，如具有代表性的古道、古桥、古码头、古驿站、古关隘等，这类不可移动物质遗存需要采用严格的保护标准，确保其核心价值得到充分守护。此外，需要系统保护完整的交通线路或网络，包括道路本体、沿线设施、视觉环境、衍生文化要素等。系统保护思维要求我们，不仅要保护关键节点，更要保护连接节点的历史廊道；不仅要保护道路本身，更要保护道路穿行的山川和城乡环境风貌；不仅要保护主路，更要保护与之关联的支线、铺递、关隘。针对已损毁但史料翔实的遗产，还需要采用数字技术进行虚拟复原，建立高精度数字档案，实现“数字永生”。

守住交通遗产的工作底线。修复不是改造，更不是美化；利用不是消耗，更不是榨取；更新不是推倒重来。我们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过度干预，把崎岖的古道修成平坦的游步道，看似好走了，实则丢失了历史信息。二是不当修复，用现代工艺、现代材料“翻新如新”，抹去了岁月的痕迹。任何利用都必须以保护为前提，不能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远价值，我们还要警惕过度旅游开发对遗产本体的损耗。在当代交通建设与城乡发展中，应建立遗产避让机制和古今融合机制。新的道路选线，能否主动绕开老道，能否让老道作为慢行绿道、文化步道获得新生，这些都需要在更新决策中予以充分考虑。

总而言之，交通遗产保护的对象，既包括历史层的交通遗迹与遗址，也包括文化层的文献、记忆与民俗。在此过程中，要用历史保护观指导保护实践，用对待历史文献的敬畏心去对待每一寸古道，让后代能够读到真实的历史。面向“十五五”，需要建立交通运输行业牵头，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学界支撑、社群参与的保护机制，更要鼓励交通遗产沿线居民成为守护者和讲述者，因为他们最懂得道路的意义，他们的记忆本身就是遗产的一部分。

（叶桢翔单位系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李磊单位系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