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深度参与全球海事治理水平

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全球航运格局深刻演变、国际规则加速重构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我国应聚焦国际航运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海事治理，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发展格局深刻变革

地缘格局深刻调整。近年来，国际航运通道遭遇“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冲击，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与“友岸外包”交织演进。部分国家将港口、船队、物流数据纳入经济安全范畴，航运问题工具化倾向明显。全球海运贸易呈现“板块化”“阵营化”新特征，对国际航运治理带来挑战。

绿色能源加速应用。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明确，在2050年前后实现国际海运净零排放。绿色甲醇、绿氨、绿氢加快发展，全球船队更新期缩短到10年至15年。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绿色规则“三线并进”，对航运企业战略定力、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数字技术迭代赋能。国际航运业数字化发展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智慧港口、智能船舶和航运管理平台建设。例如，上海港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打通海关、铁路、港口等数据，实现物流全链条可视化和智能调度，提升运营效率。

治理能力“三大跃升”

从体量领先到制度引领。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港口吞吐量世界第一，截至2024年9月，海运船队4.3亿载重吨，占全球18.7%，稳居世界前列；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港口中，我国分别占8席和6席，自动化码头建成49座、电子航道图覆盖7800公里，规模与精度均居全球首位，体量优势加快转向质量优势。在我国快速提升港口吞吐量、运力等硬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加强规则话语权、标准制定权、价格主导权等软实力。此外，我国推动设立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技术合作中心，制定《智能船舶规范》《船用甲醇燃料加注规程》等国际标准，加快从体量领先到制度引领转变。

从引进消化到原创输出。绿色低碳方面，我国于2020年9月交付全球首艘2.3万标箱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今年8月交付全球首艘氨燃料预留汽车运输船，形成了覆盖液化天然气、氨、氢等多种能源技术路线的“中国方案”。智能航运方面，上海港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青岛港发布港口级船岸协同自动驾驶示范区。一系列“中国方案”密集落地，标志着我国在绿色低碳和智能航运方面实现跨越。

从双边合作到多边治理。作为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我国与70个国家及地区签署双、多边海运协定，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此外，我国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在海事领域开展多项合作。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我国在制定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极地规则等前沿议题上主动发声，提交多项提案并被纳入讨论。此外，我国海事部门积极参与国际海事救援、打击海盗等行动，护航国际航运安全，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多重因素制约协同“出海”

一是高端人才与智库储备不足。一方面，我国高校海事法律、航运金融、绿色技术等交叉学科培养规模不足，缺乏熟悉国际海事组织规则、精通多国法律、具备谈判经验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现有智库多停留在政策解读与数据统计层面，对国际海事政策前瞻性研究、储备性提案不足。

二是标准体系与认证话语权偏弱。国内绿色甲醇、绿氨等替代燃料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标准尚未与国际完全对接。目前，我国在氨燃料、氢燃料等前沿领域入级规范虽走在前列，但国际认可度有限，增加了我国船东、船厂“二次认证”成本。

三是产业链协同“出海”机制缺位。目前港口、船厂、船东、金融机构、技术服务商“出海”步调不一，缺少以“中国标准”为核心的系统集成方案。部分海外港口项目因环保、劳工标准争议遭遇“卡脖子”，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对“走出去”项目支持仍停留在“跟贷”“分贷”层面，尚未形成“投建营”全周期绿色金融链。

多方面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构建国家海事战略体系。加快编制中国参与全球海事治理战略纲要，作为统领我国参与国际海事事务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制度型开放”总体目标、路线图与时间表。同步出台“绿色航运国际合作”“数字航运标准走出去”“高端海事人才培养”等专项行动计划，形成多部门协同、央地联动、政企社共建的“一盘棋”格局。

打造“中国标准+中国认证”国际品牌。围绕绿色甲醇、绿氨、绿氢、碳捕集等前沿领域，加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标准”体系，开展深度互认。建设“一带一路”绿色燃料认证中心，为亚洲、中东、非洲等替代燃料生产基地提供“一次认证、全球通行”服务。依托上海、香港、海南自贸港，试点建立国际绿色燃料交易中心，发布中国绿色燃料价格指数，提升全球市场定价权。

实施高端海事人才雁阵计划。设立国家海事奖学金，选派人才赴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事法院、国际航保协会等进行联合培养；支持高校建设国家海事高端智库，建立国际海事组织提案储备库，对纳入储备库并提交国际海事组织讨论的提案给予后补助；鼓励大型央企、头部律所、船级社设立“旋转门”机制，推动实务专家赴国际组织任职，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国际组织”人才流动闭环。

搭建产业链协同出海平台。依托中远海运、招商局集团等链长企业，组建“绿色智能航运国家队”，整合船厂、港口、金融、保险、技术服务商等资源，打造“投建营”一体化解决方案；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阿联酋哈利法港、秘鲁钱凯港等条件成熟区域，嵌入“中国标准+绿色燃料补给+数字服务”，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样板”；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设立绿色航运专项融资窗口，对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的海外项目给予优先授信、低息贷款和绿色债券支持。

深度参与引领多边规则重塑。在国际海事组织框架内，主动发起船舶碳排放交易机制多边对话，推动建立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基金。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拓展多边合作，加强海事安全、环境保护、船员培训等方面的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海事组织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推动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海事治理体系。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探索将绿色港口、绿色燃料补给等纳入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区域一体化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